崔永元在2017爱飞翔·乡村教师开班仪式上

“瞧！崔永元来了……”人群中有人发出低沉又不乏几分惊喜的声音。

说话间，崔永元已经大踏步地由门外走进了北京101中学大礼堂。 崔永元已许久未在媒体公开露面，看上去清瘦了不少。他身穿黑色短袖体恤衫，胸前印着“爱飞翔”几个醒目的字样和LOGO，深色长裤，脚穿黑色休闲鞋，鞋上綴着一条设计感很强又凸显精致的金色小拉链，刚好冲淡了他今日一身黑的沉闷和厚重感，显出几分洒脱和随意来。

这天是2017年8月5日，由永源公益基金会主办，老牛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7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开班仪式，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参加2017“爱飞翔”活动的乡村教师

参加培训的136名乡村教师，来自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等6省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当天的101中学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

还没开口说话，崔永元脸上已然浮现出很多人熟悉的“坏笑。”他走到剧场舞台的中间位置，并不急于表达，而是先弯下腰来，给现场所有的观众深深地鞠了个躬，对大家能在暑热难当的盛夏赶到这里为“爱飞翔”活动助阵表示感谢。

活动还未正式开场，崔永元又走向集中坐在剧场东侧的某“小记者团”，和这帮平均年龄大约10岁的小记者们寒暄起来。他告诉小记者们，如果有谁想问他问题，他很乐意接受采访并认真回答。

在孩子们面前，崔永元显得特别有耐心。任谁问什么问题，无论提问的那位小记者是伶牙俐齿还是张口结舌，他都一直笑眯眯且安静地听着，既不打断，也不恼。直到最后一个小家伙问完，他还很诚恳地表示了对所有小记者的赞赏和谢意。

“小记者团”提问环节结束，崔永元请孩子们一起合影留念。因为第一排人多坐不开，崔永元顺势抱起了其中的一个小女孩，让她坐在了自己的腿上，这时，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此时的崔永元又开始主持人般的习惯性调侃：“我从1985年开始做记者，到现在30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有女记者坐在了我腿上……”

现场观众当即爆笑。

《公益时报》记者与崔永元的对话，从永源公益基金会走过的四年历程说起。

原以为读者有机会听到无数慷慨激昂又夹杂着无数“玄机”的绝妙好故事来，岂料，崔永元对《公益时报》记者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走过的这四年，很平常，也很正常。”

《公益时报》记者告诉崔永元，他今天的精气神看上去很不错，好像黑眼圈也没过去那么严重了。

崔永元笑笑说：“抑郁症已经走出来了，恢复得很好。现在主要是心情好，还有正事干。”

访谈

慈善公益的最高级是把好人好事变成生活方式

《公益时报》：截止到2017年6月，永源公益基金会已经成立四年了。你如何总结和评价永源公益基金会走过的这四年历程？

崔永元：其实永源公益基金会这四年一路走来很平常，也很正常。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不要像其他基金会一样年复一年、重复而连续的做一件相同的事，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公益活动，去做“现代慈善公益”的尝试。比如我们做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我们把乡村教师请来了，但他对这个城市能有多大的影响，对城市的市民能有多大的影响，对参加活动的这个城市的志愿者能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力的关注度和乡村教师在培训中的收获有多大的关注度是一样的。

第二，在筹款和筹措方式的协作方面，我们也做了好多尝试。过去，就是厚着脸皮，一家一家登门去跟人家要钱，然后每天晚上数一数，谁家钱给得多，就认为这家人好；谁家钱给得少，就觉得他不地道；从谁那里没要来钱，就这辈子再也不想跟他打交道。后来慢慢地我们理解了公益慈善的真谛，它不是用钱多少来衡量的，也不是用捐赠了多少物品来衡量的，就是每个人都尽己所能，力所能及的、发自内心地为你提供服务，让它日常化、生活化，把好人好事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慈善公益的最高级。这个比过去我们拿捐款额的多少来衡量、而且动辄一惊一乍的效果要好得多。

《公益时报》：每一家公益组织的成长之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永源公益基金会四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是否碰到过挫折、遭遇过危机？

崔永元：如果说我们基金会在发展中遭遇过所谓的“危机”，那就是方舟子和我因为“转基因问题”的争论，而给基金会泼了很多脏水。他说我们基金会运作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行为，甚至说我个人贪污了基金会的2千万，这事惊动了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甚至包括中纪委的中央巡视组，上面派人把我们的账查了个底儿掉，全部查了一遍。查完之后的结果就是，今年我们获得了北京市民政局颁发的5A级社会组织证书，这就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没有问题。这件事可能就是方舟子他们给我们制造的最大的障碍，其他的没有什么。

那些重量级的理事更在意创新

《公益时报》：我们知道，理事会的构成对于一家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会成员构成有哪些特质？从基金会外围发展而言，他们能够带来多大的支持和帮助？

崔永元：我们理事会的成员说出来都很吓人，每一位理事单拎出来说都是重量级的。冯仑、郭凡生、江南春、刘金杰、王振耀，这些都是高级别的理事。可能正因为这些人担任了基金会的理事，他才不满足于你说的“募集多少钱”、“培训多少人”，一年一年的重复干着相同的事，这样的话他们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尤其是像王振耀、郭凡生这样的理事，他们在自己的行业内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我们每年开理事会的时候，他们更愿意听到的汇报内容就是你们又做了哪些创新，这种创新是否能够带动慈善公益界的一部分人与你共同行动，他们在意的是这个。

《公益时报》：我们注意到你的理事成员中有冯仑这样知名的商人。你觉得像他这样的商人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

崔永元：我觉得好就好在我认识的商人是冯仑这样的，要是认识的是别的什么商人，还不定怎么着呢。冯仑根本就不是商人，他哪里是商人？当年“万通六君子”在海南创业的时候，冯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债务，直到2005年才还清，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我知道。而且他也从未对外界说起过这件事，这让我肃然起敬，这才叫“大哥”呢，多棒啊！

冯仑老教导我说：你都五十岁过了，以后干事就别冲着什么名啊利啊、钱啊权啊什么的，更别让这些东西影响你，一定要奔着乐趣去做。不管干什么事，哪怕是擦地板，你也要想有没有一个新的办法把它擦得干净又彻底，这里面就是一个乐趣所在。我觉得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做社会企业，我自己有造血功能

《公益时报》：目前每年新增公益组织的数量非常惊人，这也意味着未来公益机构的竞争会日趋激烈。永源公益基金会如何面对这种公益新格局，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

崔永元：通过近几年在国外的交流学习，我们准备做社会企业，就是盈利不分红的社会企业。让社会企业成为基金会的造血机构，维持基金会自身的正常发展。今年我们已经在着手做了，目前几千万的启动资金已经到位。捐钱的这些理事所捐出的资金，永远是属于他们的，只不过是让基金会使用，让你用5年、10年。他们作为社会企业董事会的成员，负责筛选有前景的盈利项目，通过运作社会企业，就能够为基金会带来较为固定的收益，而且这笔收益只能专款专用，投入公益事业，不能用作其他。

目前我们打算投入的社会企业的生产内容还没有最后敲定，大家都在争个不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熟悉的那个领域会是盈利预期最好的，但是每个人也只有一次投票权，估计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公益时报》：目前永源公益基金会的善款募集渠道主要有哪些？方式如何？

崔永元：我们过去筹款的时候就是两种方式，一个是认识你，跟你要钱；再就是办一些慈善拍卖，召集很多明星，拿来很多东西，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恨不得全都给我捐助过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拍卖出去，拿回来这个钱之后做公益慈善。这些做法其实越来越难。要知道经济形势也是忽好忽坏，不停在变的。比如今天我手头有一个亿的闲钱，我愿意捐给你；明年我可能自己都凑不够3千万的资金缺口，还得想办法去筹钱让自个活下去呢。但是作为公益机构，每年都是需要钱的，可能每年都需要问人家要钱。那这怎么弄啊？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把善款募集的多少作为一个硬指标了。记得我以前在微博里，一个礼拜至少有三天都是在干这件事（筹集善款），不停地呼吁大家捐款，捐的很多，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放弃这种方式了。倒不是觉得这种方式没用，你比如说我们给白血病的孩子捐款40万或者60万，不超过4天就捐够了，很有用。但就是觉得这种方式太“土”。

公益时报：那怎么样才算“洋气”呢？

崔永元：那就是做社会企业，我自己有造血功能，不需要社会的捐助，只要社会企业良好的运行，那么做公益所需要的资金就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再也不用发愁了。

做电商没经验，还有人不停捣乱

《公益时报》：前几年你牵头做的口述历史项目，包括《我的抗战》系列纪录片的社会反响很大，目前还在做吗？

崔永元：已经不做了。因为纪录片的盈利是不好的，是比较小众的。我其实也是想用这个项目给基金会再增加一些收益，后来看能够持平就不错了。

现在就以资料收集为主，不再专门把它打造成作品了，就是把资料收集来，分好类，然后储存好。

现在除了口述历史的资料收集，乡村教师培训的“爱飞翔”，还有广西的“为孩子加个菜”那个公益项目也都一直持续在做。其他的都是纯粹的商业项目了。比如我们做了一个“崔永元故事库”，就是专门产生电影故事的；还有一个暂定名叫“唱片公司”，类似一个唱片公司式的“迪士尼”，这个整体已经设计好了，马上就要开张了。

《公益时报》：转基因之争进展如何？

崔永元：我觉得迄今为止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有些说法好像在改变。老百姓知道的越来越多，明白的越来越多，也就慢慢有了自己的判断。再加上我们的有些公共媒体说瞎话，欺骗老百姓，大伙就会觉得这事已经尘埃落定了。因为我特别关心这个事，我一直坚持在一线调研，现在还是在滥种，没有约束，还是老样子。

《公益时报》：据说前不久你又转换了新的角色，成为“电商”了。这事是真的吗？

崔永元：我做了两个（电商平台），现在已经关了一个了。因为很难做。第一是我没有经验，第二就是方舟子那伙人还在搅和。你看，他们干坏事的持续性和持续动力是非常足的，他们不停地给你捣乱，然后我就又要去应付他们。然后他们又说我做电商是为了挣钱，这玩意哪儿能挣到钱、谁能挣到钱啊？！我做电商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国家在农产品的流通有一个标准化。

你比如说：崔永元电商平台推广的农产品，他如果说是“非转基因”的，那它就是非转基因的；他如果说是“有机”的，那它就是有机的；他说是“从荷兰进口”的，那它就是从荷兰进口的。而且我打破了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你去超市买鱼，上面保质期上说“18个月”，那你知道这个鱼到底是啥时候打捞上来的吗？他是不会告诉你的，这就是潜规则。打捞上来之后，他首先会放进冰库冷藏，等到需要加工的时候，他才会贴上加工时开始计算的保质期，也许这鱼之前已经在冰库里放了5年了，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那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这也是大家的知情权呀！所以我就想做到这样——我的鱼什么时候打上来的我告诉你，我的猪什么时候杀的我告诉你。我们吃的猪肉有的是20年前杀的，老百姓要知道这个非得疯了不可。

我就是希望我做电商，把这些新的理念都推出来。结果做着做着才发现，还不够累的呢！你也推广不了这理念，还有人不停的在捣乱，算了吧，就不做了。

希望放松舒服地做分内的事

《公益时报》：在你看来，“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做到什么程度就算不错了？

崔永元：我曾经想过，是不是中国再多十个、八个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就能把全国的乡村教师全都培训一遍，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很幼稚。第一，这不可能。别说十个、八个，就是再来一百八十个也不可能把全国的乡村教师都培训完。第二，我并不认为通过这样的一次或者两次培训，就能让乡村教师发生质的改变，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推动。我觉得要想让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得到彻底的改变，确实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我希望我们所做的“爱飞翔”这个项目，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我们对新的公益形式的探讨和推广。以前我特别不喜欢上海这个城市，觉得上海人都特别斤斤计较，小家子气，通过“爱飞翔”这个公益活动我才发现，上海真棒！上海市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你都想象不出来。为了能成为“爱飞翔”的志愿者，一些上海知名的作家、社会名流都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帮助他们实现成为志愿者的心愿。相比之下，北京这方面好像就弱得多，可能他们什么都见过吧。（笑）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

崔永元：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慈善公益不是政府主导，而是社会各界在到处奔忙，而且需要不停地动员的话，那这里面一定是政府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好的社会运行方式是什么呢？慈善公益就是生活的常态，公益组织也没那么多压力和责任，没那多事情让你操心受累让你管。就是政府筑起了高楼大厦，让你帮着给腻腻缝，甚至连缝都不用腻，就是让你做做日常的观察。从目前我们整体的管理方式和操作方式，那显然还是落后的，所以我们的公益组织每天才会那么忙，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未来的公益之路还是非常漫长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公益组织不必如此辛苦琐碎，而是很放松舒服的在做自己分内的事，那一定是政府运作状态最好、也是最积极阳光的时候。